HEART of GOLD

萨苏：日本是一个刻板而安定的国家
（萨苏，旅日作家，在日本生活、工作10年）

　　我经常中日来回两边跑，极大的感受是双方的安定感觉是不一样的。现在的中国机会很多，充满活力；而日本是刻板而安定的。我看到日本超市架子上的货5年不变，但是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发展而变化得非常迅速。

　　我在和日本普通百姓交流的过程中发现，日本小孩的理想是很现实的，比如他会说我要当个花店的店长，或者做一个幼儿园的院长等等，不像中国小孩的理想都是当总理或者当企业家什么的。中国人会觉得我做一个县长、局长是我自己的事业，如果开一个花店不见得是自己的事业；而对日本人来说都是同样的谋生手段，都带来同样的社会地位，任何职业都可能是你的事业。对日本人来说，他们真切地觉得做一个大老板和做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幸福感是差不多的。在日本，孩子看到爸爸当工程师，早晨上班，晚上回来，他赚的工资足够养活全家，在社会上谁也不用求，全家就可以享受很好的生活。既然基本的欲望是可以满足的，那么一个工程师的儿子跟老板的儿子也没有什么区别。

　　日本人出生后，他的一生基本都是安排好的，可以预期的。首先你有医疗保险，生病不用发愁；其次上学，日本大学的招生数量会比应届学生还要多，这样每个人都很容易考上大学，相信自己一定能接受大学教育，可以选择一个专业去学习。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老师会帮你找工作，不是包分配，而是推荐你去各种公司面试。日本人不重视考试成绩，而是注重参考老师的评价，因此老师推荐比较重要。而他们的老师很公正，基本不会有舞弊行为出现。如果你不是好学生就不会说你是好学生。一旦你被某家公司录取，只要你有兴趣，努力工作，也许你就会在这家公司工作一辈子。日本公司是采取终身雇佣制的，你的年薪一般随着你的年龄而增长，你看到你爸爸一毕业进入这个公司，在那里一步一步从实习生变成正式职员，从职员变科长，科长变部长，部长然后退休……你可以想象这也就是你未来的生活。

　　一般日本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每月收入是标准的18万日元，如果你赚18万日元你就属于低工资人群，可以住到日本政府提供的公寓里。这种公寓只向你出租，不能购买，只有低工资收入的人能住进去。住房解决了，吃饭、穿衣，一般公司都会报销的，这样18万日元对一个学生来说是绰绰有余的。工作两年，你的工资有20万日元了，国家就跟你说不能住这样的福利房了，就要出去租房。一个月要花掉3万—5万日元，甚至6万—7万日元才可以住到二层小楼了，你拿出你工资的1/4的钱来租房，或者去贷款买房，就换新房子住，然后买一个二手车，在日本的二手车是很便宜，30万一辆，相当于一个多月的工资。有车有房，你的工资够你花了，这就是你滋润生活的基础。

　　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的区别不在财富上面，而是在于发达国家的国民可以既不受别人的威胁，也不受别人的利诱。不受别人的威胁指的是自己的生活有很多的保障，这些保障都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来规定的，所以很难有人来威胁你。第二条在发达国家里，很多老百姓不容易被利诱，因为他们生活得很平稳，即使有人跟他说“我给你1000万，做一个违法行为”，他也会觉得1000万怎么能换我的稳定生活呢。

　　我研究日本企业，我觉得他们找到了劳资双方的双赢诀窍，就是把西方的契约精神引进到企业管理中，解决了劳资对立的状态。员工和企业在最初签订聘用合约的时候，双方是平等的，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甲方与乙方的关系。员工就想我在做一个项目，把我这项本领卖给你，我提出的要求你能不能答应；而老板认为我用你，那么你要付出多少，我提供给你什么。这个契约一旦达成之后，员工以后不再考虑企业赚多少钱，剥削不剥削的事情了。作为甲方和乙方，你们是为了共同的契约而努力，双方是完全团结的，这样的话企业内部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只要老板按约定支付薪水，员工就会忠诚于我要完成的契约。

　　我们回头看中国的企业，很多中国企业的管理者都懂得拢络员工，不但给员工发钱，还给员工福利，甚至还照顾员工妻子、小孩……但是总的来说，在中国企业里，员工和企业管理者之间是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关系，造成的局面是老板对你再好，你也在想他再好也是剥削我，他给我的钱不如我给他赚的钱多。而老板认为员工总是要占我便宜，对他多好也是不满足的。所以双方都在想抢一个强势的位置，看能否把对方压住，如果不能压住对方，双方就出现一种斗争的平衡状态，即所谓和谐共存。这种和谐共存是斗争中的和谐，会造成企业的内耗，而让企业战斗力不强。员工的忠诚度极差，这是中国企业致命的弱点。

　　我在国外一直强调一件事，现在国内人太浮躁了，浮躁的体现在于很多人说社会到末日了，觉得社会没有希望了。我一直反驳这样的观点，我看到日本，他们在发展时期同样出现这些问题，他们克服以后都走过去了，也就是说他们面临这些问题的35年，其实是日本最辉煌的35年，也就是说并不表示这些事情出现就是世界末日。在日本曾经也有这样的时代，从上世纪4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这30年的大发展时期，像我们现在的高速发展期，日本人同样出现了不安，社会变化太大，引起社会极大的冲突，有往地铁里扔手榴弹的，有用炸弹专门去炸白领的写字楼，把整个楼都炸毁的……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在我们的记忆中，它们的高速发展期，都是很早出现的，之后一直是缓步发展，唯有日本是战后废墟上重建起世界第二大GDP国家，所以它才是真正的高速发展，这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日本和中国有非常像的地方，都是一个亚洲传统国家，然后接受现代社会文明，同时它也和中国一样都出现了文化上的幻灭，就是日本经历了二战失败，中国经历了“文革”，这都毁灭了两个民族对传统文明的认知，原来的是非观、信仰在某一段时期中消失了，然后很多人迷茫，出现了拜金主义等等，他们迫切要重建自己的信念。中日都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期，作为传统国家，面临环境污染、民工进城、教育等等同样的问题，因此仔细观察日本容易看清中国自己的问题所在。


毛丹青：日本是一个具有工匠气质的国家
（毛丹青，大学老师，知日派作家，在日本生活、工作了23年，1999年开始双语写作）

　　我曾经在我的博客中提过：日本是一个工匠的国家，做事很细腻，有时近乎于繁琐。因为很长的一段时间，日本社会非常饱和、稳定。即使GDP落下来了，他们也不慌张，无所谓；首相换来换去，他们很多人也在笑，因为不管谁当首相，整个社会机制都是平稳的。如此的氛围是培养他们工匠精神非常好的精神源地，有利于做工匠的人专注地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日本人对事物的专注可以专注到荒诞的程度，他们认为万物皆有灵。就像我认识的一个推土机的司机，他每天出工的时候，都要说：我要麻烦你一天，希望你好好配合。推完土之后，他到河边去把推土机洗干净，就说：今天你辛苦了。下雨天时他对推土机说：有风吹雨打，让你很受累了。我还认识一个甜点师，他是抱着面团睡觉的，理由是这样面团里有我的灵魂“进”去了，我的体温“融合”进去了，所以我做出来的面会很好吃。日本的“工匠”在这个方面非常注意。

　　其实，如果社会相对稳定，不浮躁的话，每一个人都有很充裕的时间进入各自的精神生活，时间不会去掠夺他个人的享受自己精神空间的机会。但是中国发展太快了，中国的诱惑、抢夺、成功、失败，一天到晚围绕着你，把你个人的时间索取得很多，一个人不容易沉稳下来。实际上一个规范的社会，相当于一个柜子。柜子有不同的抽屉，第一个抽屉是经贸，第二个抽屉是政治，第三个抽屉是文学，第四个抽屉是体育。每个抽屉都要有不同的功能，如果体育的人搞经贸，经贸的人搞政治，政治的人搞文学，这个社会就乱了！日本的规范就在这里，每一个行当，隔行如隔山，相互之间都要有一个很好的磨合。每个行业的人都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所以非常敬业。比如说你开车走在高速公路上，看到收费站，有慈祥的老头，他永远对你微笑；比如说住酒店，给你打扫房间的也是老年人，他们会像年轻人一样给你鞠很深的躬；我在大学里面做教授，从长廊走到课堂，我的余光看到我十几米之外的教职人员就在向我鞠躬……这些都是源于他们对工作的敬意。

　　日本人的细致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昨天，我入住在上海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我们在餐厅吃饭，正在说话，酒店的服务生就端了一盆菜递到你桌上，他胳膊是弯的，一步到位就到客人面前。同样在日本的五星级酒店，同样的场景你看到完全不同的动作：服务生把这个菜送给客人面前之前，有一个助跑的过程，把菜放在那里，停那里，等你说话的节奏出现停顿的时候一侧身放到桌子上，不是直接的。这显示他不鲁莽，非常绅士。这就是职业精神。日本服务业能做到这点，一定经过了很深的研究，研究人的行为模式，研究透了才会这样。过去美军占领日本的时候，很多将军都在日记中感叹日本战后很穷，但穷人生活的地方一直保持着干净，再穷再破，都收拾得很干净。这也因为日本国土很小，没有回环的余地，因此很尊重每个人所拥有的一块空间，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每一方领域都是细细打磨的。

　　李泽厚先生也曾说过中国是具有工匠特制的国度，但是中国和日本不同。中国所谓的工匠是一个行业，比如说做象牙的，做雕刻的，这是跟大众分开的一种职业；而日本的工匠是民族气质，不是一个职业的特质。在日本，工匠气质是泛众的文化，几乎每一个人的细胞里面含有这样的东西。当然，这与民族性有关。李泽厚先生在京都的时候也点评过说日本是悲感的民族，比较认真；而中国是悦感的民族，大的政治风暴来了，说一点黄段子就把事消解了，搞一点幽默就算了。

　　日本在细枝末节的感受上，一直跃动着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好像总是差一步。这个差和落后我觉得不是一个贬义的意思，而就是我们的时代没走到那里，所以没有实在的要求。很典型的例子是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有中文版出来了。那时候很多中国作家都不明白这破东西为什么会红，根本不明白。但是事隔30年，现在大家突然明白了：因为现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氛围，和村上在80年代体会的状态是相同的，所以他的小说才发挥着震撼力。

　　中国30年经济发展到现在是中日交往上很值得书写的一个历史时刻。数年间，有大批的中国人去日本，除了在那边留学定居大概有80万人之外，现在每一年有100万人到日本去旅游，这是在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情况，中国人大面积地了解日本，这就造成一批非常了解日本的中国人开始出现了，未来的10年会出现一批很强势的人，他们对日本的了解再不是过去的蜻蜓点水式的了解，而是很深的了解，像一个不锈钢钉子那样钉在那里的了解，这种了解势必会对中国在审视自己民族性能上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就像遣唐使一样，通过我们在关照他们自己，如今是我们通过了解他们而关照自己的时刻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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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顛沛流離，
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所有的生離死別，
都發生在某一個車站、碼頭
——上了船，就是一生。」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序
      与同事的交谈：话说某天同事说起她在微博看到一贴“这不是香港而是广州的夜景”图，然后留了言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话，她对微博一大堆人留言“广州亚运我一定支持”很无言。谈论中我附和她，说广州人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同事就说这些风光的背后有多少辛酸只是没有人看到而已。这句我很有同感。

      家人的聚餐：家族吃饭谈论到“贵飞塔”。广州塔要150元票价，俺在法国的表姐知道了立刻吓了一跳，她说巴黎铁塔也只要10欧元。结论：无论是在艺术价值还是门票都有太大差距。

                                                                                 正章

      每晚经过海印桥都会看到珠江两岸的夜景，说不漂亮是假的，但这种漂亮也是假的。对这种虚假的美丽也没有太大兴趣，思考的是羊毛始终出在羊身上的事。这种都市繁华的美丽更多是给乡下佬感叹的。外来者不用为城市的建设费买单，城市人却要。真正的美，是来自自然的，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天与地，那种自然的美不受任何外力干预，宁静的灵气的美。

      对“这不是香港而是广州的夜景”的感叹，我认为是广州是“天上是香港，地下是乡下”。为广州塔是亚洲第一高塔而自豪的政府，我认为如果这个社会可以创作出像《东京铁搭》这样的作品（配合泽野弘之这样的音乐），你才值得自豪。不然，亚洲第一高塔也只会是“巴别塔”，代表无知愚昧与自大。

      今天亚运火炬终于到了广州，新闻主持讲了一段好“感人”的话：圣火将会照亮我们每一处。本来我就讨厌“圣火”的一词说法，为什么到了中国，火炬就变成了圣火。“照亮我们”，我不认为一个处于“1984”的社会有什么光明可言，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有什么激情可言。最后用一句引自“头条”的说话总结：为奥运，为世博，为亚运，中国崛起了，但是我们怎样过马路啊。

今天我想探讨一个职业，“交通协管员”。如果你生活在广州，一定见个这种职业的人。
所谓“交通协管员”，就是在繁华地区的红绿灯路口，协助交警管理交通的人。一般特征为拿着支旗，吹个口哨。我记忆中一开始的“交通协管员”只是志愿者，不清楚由何时期这也成为一种职业（我估计是提高下岗工人的就业率而开设）。听说这职业的薪水还不低，传说3500/月。不过这职业特别地辛苦（也特别地享受），每日无论顶着高温太阳，还下着倾盘大雨，他们都紧守岗位。

为什么我说他们享受呢？这与这篇文章的主题有关。主题之前，我想先提个问：如果一个底薪3500/月的职业，只站在马路吹哨子，对其工作效用的监管能力较底，那问什么这个职业的人员会有动力去做好这份工作呢？我的假设是，你吹哨子大声还是小声点，控诉那些乱过马路的人多还是少，大力挥动旗子还是懒着不做，很难有专人去检测（除非摄像头监管，或者几个协管员之间就是“思想警察”），月底就稳拿3500的工作，为什么那群大叔还是大力的吹响哨子，愤怒地控诉乱过马路的人呢？难道乱过马路被撞死的会是他们；抓到违犯交通规则的人他们有奖金？

一个没有激励机制的工作不会是高效的。但我们难以用理性经济人的理论去分析交通协管员在没有激励机制的情况下，也尽职地工作。或者我们可以解释为他们道德高尚，他们是文明人；又或者解释为他们为了一个表面为道德高尚、文明的工作而尽忠职守。

思考过上面的问题，你有没有答案。
以下的观点纯属本人个人观点。
首先，我想先表示今天是本人与这些“道德高尚者”第三次正面对碰。几年前的第一次，我不屑；几个月前第二次，我骂娘，“道德高尚者”翻过来也骂我娘；今天第三次，我感觉那3位“道德高尚者”甚至想动拳头。当然，你会觉得是我活该。本人从来不敢自称“文明人”，但我不文明只限于一件事，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置于冲红灯，我承认我会，但前提是我赶时间同时马路一定是没车或塞车（这种情况对司机甚少影响）。

正题：为什么交通协管员会成为“道德高尚者”。由3次经历我就发现，交通协管员的权力是越来越大的。他们哨子吹得大声，可以骂乱过马路的娘，就是他们对自身权力的体现。社会给权力他们协助管理交通，他们就将自身权力放大到可以对着人的耳边大吹哨子；可以限制过马路人的步伐；可以对着别人骂娘并动粗。为什么一个协助交通的人（又或者那些自称“城市管理者”的人）可以权力那么大（或者去放大自己的权力），全因我们这个社会要建造什么文明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文明是需要用权力去维持的，也只是种变态的文明。

建设文明社会的风气扩大了交通协管员的权力；对权力的迷恋而导致这个职业的人员对自己岗位尽忠职守。这就是我对我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权利就是激励机制。他们并不是什么“道德高尚者”，脱下工衣甚至自己也闯红灯。
就在今天，车辆的红绿灯已经红了，人行道的红绿灯也是红的，“道德高尚者”则认为我没有允许你过你就不给过。对于看车道红绿灯的我看见是红灯，就过了马路（因为我从小就觉得人行道的红绿灯是不会绿的）。“道德高尚者”对我愤怒地哄，我甚至觉得他会像“思想警察”般带我进去一间暗房对我做思想教育。但是我回头想，他有什么权力对我做这一切呢？他只是一个协助管理交通的人，在此岗位上他没有限制我人身自由的权力，甚至对他人骂娘的权力都没有。一个协助管理交通的人，他的责任就是要协助交警管理好马路上的交通，他的权利就是每月3500，没有给你在他人耳边吹口哨甚至骂娘的权力。
当然，你可以说他也有骂娘的权利。但我很想他在穿工衣骂娘的时候，政府也可以给我一个投诉热线去骂他娘。